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教授近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及，他听到一些领导和专家说，你看我们的营商环境都已经排全球第31位了，已经很好了，我们可以和很多发达国家比肩了。

这与笔者此前的担忧很相似。而白重恩教授也用说理和事实当场表明态度：此话说服力不是特别强。

营商环境，比谁进步更多

上面提到的是世界银行上月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20，以下简称DB2020报告）。在这个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中，中国的名次比去年又提升15位，列190个经济体的第31位（以全球最佳水平为100分，中国达到77.9%）。世行称，由于大力推进改革议程，中国连续第二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十个经济体。

世行用十项营商相关指标，来考察一国经商活动是否便利，从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得电力，到财产登记、获得信贷、执行合同、纳税，直至办理企业破产（另两项指标雇佣员工、与政府关系也考察，但今年未纳入数值统计）。

中国今年的排名高于法国、瑞士、以色列等一众国家，而在五年前，中国的名次还在第90位。中国在商事领域推行简政放权改革获得了国际机构的认可和赞许。事实上，除了少数地区，110多个经济体的指标今年都有改进，只是中国的进步更大，所以相对排名继续上升。

国际可比与本国可比是不同版本

以世行营商环境报告进行各国比较，特别是把中国和其它大型经济体进行比较，完全可行。遵循“所测即所得”（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国际间可比性正是世行连续17年采集编制这项排名的核心关切点。但如果将这一排名结果引入一国之内，或是像文首那样，被地方官员拿来与本地事务混为一谈，则很容易偏向，甚至变成笑谈。

需要提醒的是，世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数据，通常只来自一国的最大城市，五年前，世行修改规则，对11个大型经济体或人口大国，从它们前两大城市都采集数据，并根据人口加权。有关中国的数据，采自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大都市；印度的数据来自德里和孟买；美国采自纽约和洛杉矶。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南北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显然，北京和上海的数据不能充当中国的全貌，更不能代表中部或西部某个城市，就像不能把三亚和伊春某段时期的PM10、PM2.5数值作个平均，就当作整个中国的空气质量读数一样。

几个国家的数据来源及人口加权

中国  上海55，北京45；

印度  孟买47，德里53

日本  东京65，大阪35

俄罗斯  莫斯科70，圣彼得堡30

美国  纽约60，洛杉矶40

世行唤起了中国政府及各类组织对营商环境这一概念的兴趣。国家发改委这类政府部门、全国工商联这类团体组织、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这类民间智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类媒体，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等，都在建立全国或省域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覆盖各个省份、各主要城市和开发园区。由此形成的多种本土化版本，将使各地区、园区受到不同角度的照射和评判，形成完整的内部评测。

世行指标体系并不完美

简单的十项指标，国际间可比，经世行发布传播天下，并被广泛报道评论，鞭策了落后者，激励了许多国家推行改革或改进措施，这是营商环境报告产生的积极效果。

它也催生可观的社会效益，在学术界、智库及国际组织中形成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比如，基于世行报告对企业准入的调查，一系列研究的结果表明，对企业准入的过度监管增加了非正规企业和就业的数量。再如，根据巴西的研究，将税收复杂度降低10%，相当于降低1个百分点的有效企业税率；更高的税率则会阻碍企业进入市场。

不过，无论从创业还是跨国投资角度，营商环境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要对营商难易程度进行量化，会面临把问题、事实转化为数值的挑战，更有无功而返的可能。即便是连续编制了这么多年，世行仍然承认，这个指标体系并不完美，方法也存局限。

“许多重要的政策领域并未被《营商环境报告》所涵盖。即使在所涵盖的领域内，其研究范围也较为有限（如宏观经济稳定性）。《营商环境报告》并未衡量所有影响经济体商业环境质量或国家竞争力的因素、政策及制度。例如，报告并未涵盖与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发展、市场规模、贿赂和腐败的发生率或劳动力质量等方面相关的内容。”*

有中国学界人士还提出，世行的评估更多地体现了工业时代的特色，大量指标与工业发展相关，而当今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需站在创新企业、创新人才的需求角度来设计，更多体现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等新经济的要求。

指标之外

一地营商环境如何，最关心、体会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初创、草根企业、小商户、私营企业家和外国投资者。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规模基建热潮，中国多数地区可量化的营商指标，即那些硬环境指标差距正趋缩小，并保持较高水平，恰恰是那些难量化、或不可量化的软性指标，差距巨大且挑战重重。

中国已经“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即在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但现实中，民营企业与关键的资源要素仍然无缘，平等待遇虽写满各类文件，但现实中常常碰壁。

民营企业、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蔡晓鹏今年9月就公开提出，改革开放没有放开资源的公有所有权制，只是放了“用益物权”，这个“用益物权”的取舍又取决于官员。“给你是极有限的，收回权也是不允许你法律申诉的行政绝对权。”

土地、政策、资金这些关键资源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于是，民营企业的财产位置好似“无根之木”。

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之困、类似工具般的地位之困，注定了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动荡不定和凶险程度。企业家财产及人身自由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案例时有所闻，典型者如顾雏军案、张大中案、曾成杰案、唐庆南案等……

作为恢复民企信心的信号，张文中案在去年宣告无罪；顾雏军蒙冤多年无罪释放，今年10月终审胜诉，终于赢了官司。但当顾雏军向证监部门提出要求，公开当年调查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和相关会议纪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上述7项信息不存在”。如何以法治，来保障私有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仍是一个沉重话题。

世行营商环境指标中有一项叫做保护少数投资者（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意在考察管理层或董事会是否存有滥用职权将公司财产占为己有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指标设计者没料到的是，在中国，像顾雏军那样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大股东，竟然也有自身难保的境况。

依笔者的猜测，包含法治、财产平等保护等内容的营商环境评价，才是多数中国人理解的营商环境评价。如果更进一步，这个指标体系还应包含政策稳定性、政府干预程度、监管有效性等信息。亦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财新记者所说，“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是全面建设法治政府”。

上个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的监管执法、法律保障等内容，是对社会和企业界关切的回应。如何真正走上法治轨道，这实际又超出了一般政府的力量范围。

税负，民企焦虑的时代特性

在可量化的营商环境指标中，中国还有改进余地，纳税便是重要一项。包括税负在内的纳税这项，中国今年排在全球100名之后。

2018年下半年至年末，民企的焦虑和不安一度四处弥漫，除了社会风潮、不利言论外，税负及社保缴费是主要诱因。这一时间段恰好处于世行本年度测评的考察期内。

按世行的数据，今年中国企业的综合税率，即企业实际应缴税费在营业利润中的占比为62.6%，而OECD高收入国家为39.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为33.6%，表现最佳的那些经济体只有26.1%。中国最新税率虽比2015年的68%已有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真正的减税，有赖于减事、减员、减机构。由于中国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职能，既要发展，又要保障、维持，各类机构叠床架屋，政府仍在较大范围内直接配置资源。

而且历史上又表现为减后又增，明减暗增。没有大力度的行政体制改革，便难以减少这些机构和人员充当的管制角色，让更多市场主体激发出活力。

DB2020报告的其它评价中，获得信贷一项中国今年排在80名，跨境贸易也表现一般。中国今年在建设施工许可、通电等项得分上佳。

没有重视法治指标、没有容纳更多评价内容，世行营商环境报告有其局限。但与其说它不完美，不如说不能只看这一份。改进中国营商环境问题，需要其它补充，需要其它行动，而且必不可少。#

附1、世行营商环境十项指标

business regulatory areas to acces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Starting a business

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

Getting electricity

Registering property

Getting credit

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Paying taxes

Trading across borders

Enforcing contracts

Resolving insolvency

- employing workers

- contrac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其中，后两项暂未纳入2020报告的数据之中。

* 参考网址：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reports/global-reports/doing-busines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