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余年，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时，“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一度非常流行，即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大项的需求强度。根据这一理论，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或减速，那便是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要想方设法扩大消费、增加投资和出口，经济增长便能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平。

从2008-2009年以“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到去年末今年初的“保6”之争，“三驾马车”的实践指导一直延续到现在。巧合的是，对它的争论也伴随着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这一轮长周期的增速下行。

这个框架的运用如此广泛普遍，以致不少官员、分析师一说到增长减缓，就会联想到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措施，如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放松房地产开发限制、推行汽车消费补贴等等。

但这套分析方法的运用后来遭到吴敬琏等学者的批评，因为用它来解释及解决长期增长问题，其说服力和适用性都很受怀疑。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实际套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它又与我国核算GDP中的支出法相关联。凯恩斯主义总体认为，需求的强度决定供给的规模，因此，产出的总量等于由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等四项需求构成的社会总需求。而支出法核算GDP，就是核算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

但批评者提出，即使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只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讨论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趋势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以货物进出口为例，在中国入世之初，由于高消费、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很大缺口，需要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来填补，而中国这类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各类低成本优势，于是在发达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得了较大份额的市场。

而这样的份额并不是长久的。发达国家储蓄与投资的缺口在危机后可能变小，中国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及去年的美中贸易战，更是增加了中国平衡国际贸易的压力。

消费也是如此。靠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来刺激汽车等各类消费的举措，往往只能收到短期的效果，只是未来消费的提前释放而已，因为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才是经济分析中的有效需求。而要增加劳动者收入，需要依靠鼓励创业，创造就业，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并辅之以必要的再分配措施。就算政府一时提供了补贴、优惠，也只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并不是劳动者或消费者的真正富裕之道。

那么，长期的增长来自哪里、真正的财富创造来自哪里？对此，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理论文献作出了阐述，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近期，在阅读滕泰博士新著《新供给经济学：用改革的办法推动结构转型》中，我们又有新的发现，在梳理了这些理论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后，滕泰总结完善了“五大财富源泉说”——短期看，经济增长受到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影响；从长期看，经济的实际增长是由五大财富源泉的变化引起的，而经济的增长潜力则是由新供给扩张和供结结构升级决定的。

除了一般大家所知的土地、资本、劳动这三大要素，“五大财富源泉说”还增加了制度、技术，并由此构成新供给主义经济增长模型。滕泰博士进一步提出，短期和静态分析，前三者是生产的可变要素，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技术不仅也是可变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和根本驱动力。

从需求刺激的“三驾马车”到“五大财富源泉说”，这大致反映了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框架，以及由此引出的增长潜力的思考和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