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大国，一罩难求。

这一说法略带夸张，但口罩供应紧张是显见的，而且短期一时难以扭转。新冠肺炎疫情发酵没几天，口罩、防护服、手套这些防护用品的需求量即以百倍甚至千倍计地增长，以致淘宝的相关商家很快全面断货。

本月初，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球正面临个人防护用品严重混乱局面，“库存已耗尽，出现了4至6个月供应缺口”。

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有效组织生产自然是商家的机会所在，也是相关地区政府防疫的首要任务之一。办法本有多种，但有些政府部门却继续延用陈旧章法——价格管制。

达不到的良好愿望

2月5日，湖北洪湖市某药房因为将进货价0.6元的一次性口罩1元出售，而被该市市场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监管部门的依据有二：湖北省的文件规定，购销差价额高过15%这一标准，即涉嫌哄抬价格；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与疫情相关的医用商品、防护消毒商品等一律不得涨价。

处罚消息可能的直接影响是其它经销商谨小慎微，宁可不售口罩或转为地下交易。这并不合监管部门的本意。

最近不少学者也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抗疫时期口罩这类防护用品能不能涨价。偏重道德的人说，这是非常时期，你应当共克时艰，增加供应，怎么能坐地涨价？偏重商业的人说，非常时期，我物料、人工、运输哪项都比原来难办，不涨价我企业还要不要继续运转？我做不做慈善是另一回事。

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实中，需求上升，生产者和经销商涨价是随行就市。近期一个实例是，过年期间，跨境电商洋码头的创始人曾碧波，受武汉市和上海市政府委托，紧急从海外采购调配防疫物资，却发现多家航空公司停止前往中国的航班，运力不足下国际空运物流费用水涨船高。中国一航空公司从纽约到中国的空运费，从最初1.3美金/公斤涨到6美金/公斤；另一航空公司从欧洲到中国的费用，也从1.8欧元/公斤涨至3.4欧元/公斤（亿欧网报道）。

此时，你希望按原来的价格获得防疫物资只是空想而已。

洪湖市及湖北省有关部门的愿望良好，却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岂不知，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之一，价格是组织起生产和销售的灵敏指挥棒。最高限价或购销差价限制行为，至少在区域市场内使价格信号失灵、难以提供激励和发挥收入分配作用，而且，这样的“价格”与更广范围来比较有效性很弱。

按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价格管制通常带来效率损失，其次是腐败现象。实践中，这种价格干预往往对产量的快速提升并无助益。

解决这类现实问题，有些人越是将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混为一谈，容忍或赞许政府伸手干预单一产品的供需，甚至举起道德教化的大旗，其实越是淡忘了政府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口罩供应紧缺，政府能做的事至少包括：平常时期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灾害疫情发生后应急响应，紧急征订、征用相关设备及产品；动员政府旗下国有资产资源进行增产、扩产、转产；以政府鼓励、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发动其它企业加入供应队伍；必要时转向紧急供应方式，优先保医护用、保病患用，同时对居民最低限度需求、低收入者需求以特定机制予以保障；欢迎非政府组织(NGO)、慈善机构等各类社会力量介入，等等。

不该包揽的社会事务

遗憾的是就在当下，管制思维延伸到了社会管理领域。2月7日，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口罩等医用防护物质的捐赠对象主要是市红十字会，“对绕开红十字会直接向有关单位捐赠的防护用品，凡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将依法处理。”

抗疫中，湖北对慈善捐赠款物实行统一调配、归口管理，其初衷可能是防止假冒伪劣，做到物尽其用，但最终由于在物资接受、清点记录、分派及公开等各个环节暴露出重大缺陷，武汉市和湖北省红十字会被推上风口浪尖，省红十字会领导还因失职失责而被处分。

有限的人力与传统的技术手段，在汹涌而至的款物和各方紧急需求面前陷入崩溃，表层显露的问题是款物不能及时配对，不能及时派发拨付，其背后更关键的信息在于，慈善捐献这类自发自愿自治行为，已被纳入政府管控、强制性、包揽式的管理模式，它不仅排斥了民间组织、慈善机构的广泛力量和独特作用，也摧毁了公民的志愿机制、自由决定权力，致使慈善事业走向一个窄胡同。

中国电影的“空档”

疫情中，中国影视业更是命运多舛。本来期望的黄金时段春节档成了“空档”，影片集体撤档，一周票房几近颗粒无收；随后一纸令下，正在开拍的剧组全被临时叫停。

偏偏这个时候传来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的消息，而且，这是奥斯卡历史上的首部非英语最佳影片。

亚洲电影的历史性突破，反衬了我们的落寞和哀伤。正如投资家、易凯资本创始人兼CEO王冉当时所评：“羡慕韩国电影，首先不是羡慕他们拿奥斯卡，而是羡慕他们几乎什么题材都可以拍。”

更有圈内人感叹：中国不仅是电影人惨，电视人、漫画家、作家、游戏，所有原创文娱创作人都如此；当然观众也很惨……

    不能把冬天唱成春的开始，有些行业被管制埋在了冬天。

    疫情终将过去，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等受严重冲击行业终将迎来反弹，甚至报复性反弹，而这样的命运估计难以落到影视、文化业头上。

    影视、文化、出版、新闻等行业的审查与管制，已经形同“无微不至的紧箍咒”，让创作者寸步难行。早有学者把它比作“盘绕在吊灯上的巨蟒”（Perry Link），它又制造了自我审查和过度审查，它无需动作，也不必厘清界线，但你清楚地收到“你自己决定”（You decide）的信息。

    一年近650亿元的内地票房，看似巨大，实则是编导、演艺人员的大量创作潜能被压制、被损耗、被浪费。

渐进式改革第二季能否开启

上述这些领域，以及电信、石油、教育、医疗等行业的管制或过度干预，虽表现形式不一，本质上都属计划经济的遗留物，它们与妨碍要素流动的户籍制度、土地审批制度、金融管控制度等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的功坚目标。新供给主义的倡导者滕泰博士将它们称为计划经济的“沙砾”。他在新著《新供给经济学》中对此作出分析：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显然更为成功，但渐进式改革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就是留下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供给约束。

滕泰博士此前就提出，在经济转型走过第一阶段之后，如果不进一步消除这些计划经济的沙砾，不下决心放松对生产要素和对各行各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不仅渐进式改革就不算完成，甚至由于受到这些供给约束的影响，大量生产要素和潜在供给等财富的源泉不能够充分涌流，经济在走过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阶段后，也必然会进入增速长期下降的趋势之中。

这是他基于新供给周期理论和新供给增长模型的多年思考研究得出的预判。

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未消，新冠肺炎疫情又突然来袭，稳就业、稳增长和经济转型多重任务叠加，作为应对之策，在货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尽当凝聚共识，开启渐进式改革的第二季，打破行政垄断，放松对生产要素和各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约束，进一步减税，更加重视从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供给改革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创造新的增长红利。

渐进式改革的第二季能否开启，关乎经济转型和稳增长，更关乎中国的未来走向。

（本文为读书笔记之一，2月12日发表在微博头条文章，转发时修改定稿）